中央政法委的面试比想象中简单。几个领导没问高深的理论，只围着“基层法治最难的三件事”聊。祁同伟没说套话，掰着手指头数：“第一是‘人’，基层干部忙得脚不沾地，没人愿意花时间学调解；第二是‘钱’，培训要经费，调解员要补贴，地方财政常卡壳；第三是‘信’，老百姓觉得‘调解没强制力，说了白说’，宁愿去闹也不愿调。”
坐在中间的老领导笑了：“那你有解法吗？”
“有。”祁同伟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，“人不够，就搞‘以调代训’——让基层法官、律师每月必须参与十起调解，算工作量；钱不够，就从‘信访维稳经费’里切一块，因为调解做好了，信访量能降一半，这笔钱花得值；信不够，就把‘司法确认’再往前推一步，调解协议当场确认，法院首接录入系统，不履行就强制执行，让老百姓知道‘调解不是和稀泥’。”
老领导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一周后，调令下来了：祁同伟任中央政法委基层法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，副局级。
林薇拿着调令看了又看，笑着说：“祁副主任，以后出门得穿西装了吧？”
他把调令往桌上一放，还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：“穿啥都一样，明天还得去河北试点县看秋收调解呢。”
到了新岗位，他没先搞办公室装修，而是带着两个年轻干事，把全国十个试点省的材料全搬过来，堆了半间屋。“别光看报表，”他跟干事说，“找每个省最麻烦的三个村，打电话过去问老百姓：调解员靠谱不？调解完事儿顺心不？”
有个干事不解：“主任，报表上的数据不是更准吗？”
“数据能改，老百姓的嘴改不了。”祁同伟翻着电话记录，“你看这个，山东试点村说‘调解员培训完就没影了，还是老支书管用’——这说明培训没落地，得改。”
他在中枢机关，却比以前更常往基层跑。有时候刚在北京开完美术馆，下午就坐高铁去了河南，就为看农户说的“宅基地调解时，调解员偏帮村干部亲戚”是真是假。查实了，立刻让省司法局整改，还把“回避制度”加进了全国规范里：“调解员与当事人沾亲带故的，必须主动申请回避，不然取消资格。”
有人说他“不懂规矩”：“中枢机关是定政策的，哪有主任天天跑村子的？”
他只当没听见。首到有次开全国政法工作会，有个省的政法委书记在会上抱怨：“祁主任搞的那套‘调解效果群众测评’太严了，基层怨声载道。”
祁同伟当场拿出一沓测评表：“王书记，您说的是这个吧？您省有个村，测评里80%的老百姓说‘调解员公平’，但有20%说‘调解完没人回访’。我们查了，是调解员收了材料就没下文——这不是严，是该管。”他顿了顿，看着全场，“政策好不好，得老百姓说了算。要是基层怨的是‘怕麻烦’，那这麻烦，就得让他们接着受。”
老领导在台上点点头：“祁同伟说得对。基层法治，就是要把‘群众满意’当尺子。”
这事过后，没人再敢说他“不懂规矩”。大家发现，这个从基层上来的副主任，看着随和，骨头却硬——只要是为老百姓好的事，他寸步不让。
他还在研究中心办了个“基层法治讲堂”，每周五下午开，不请专家，专请基层人：今天来个调解了三十年的老调解员，明天来个信访办的老主任，让他们讲“怎么劝住要去上访的人”“怎么跟老百姓说清‘借钱要写借条’”。
有次请了个西川的老信访员，大爷操着方言说：“我发现啊，老百姓上访，不是不信法，是不知道法在哪。有个老太太，儿子被车撞了，司机跑了，她就知道哭，不知道找交警、找法院。后来我带她去了法律援助中心，律师帮她找到了司机，赔了钱——她现在见人就说‘法管用’。”
台下一片安静。祁同伟看着笔记本，忽然在页边写：“法治不是让老百姓学法律，是让法律找得到老百姓。”
这话后来被写进了《全国基层法治推广纲要》里。林薇看到时，笑着说：“你这句子，比论文里的话有劲儿多了。”
他们的家，还是堆满了书和调研笔记。林薇研究元代的“社长调解制”，发现和现在的“网格员调解”很像，常跟他讨论：“你看，元代就说‘社长要知民情、解民纷’，现在的网格员也该这样，不光调解，还得帮老百姓跑腿办事，这样才信你。”
祁同伟听了，立刻在全国推广“网格员+调解员”联动机制：“网格员平时帮老百姓交水电费、办低保，知道谁家有难处，调解时更能说到点子上。”
效果出奇地好。有个试点市的数据显示，网格员参与调解后，成功率又涨了15%。
这天晚上，祁同伟加班到半夜，回家时看见林薇还在等他，桌上放着碗热汤。“今天周老师打电话来，”林薇递过汤，“说北大想请你回校当兼职教授，给研究生讲讲‘基层法治实务’。”
他喝着汤，心里暖烘烘的：“好啊。正好把这些年跑出来的案例讲给学生听，让他们知道，法学不只是书本上的字。”
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照在墙上挂的那张《人民日报》照片上——他在田间跟老百姓说话，笑得踏实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汉东大学图书馆里，那个对着“考北大”三个字发呆的少年。
那时他只想逃离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自由，不是逃到哪里，是你做的事，能让更多人活得踏实。这初心，他从没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