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点项目在几个乡镇落地生根的那天，祁同伟站在乡卫生院的院墙上，看着新挂起的“基层矛盾调解室”牌子被风掀得轻轻晃，转身跟张副市长道了别。回北大的绿皮火车上，他把基层记的厚厚三本笔记摊在小桌板上，纸页边缘沾着泥土和汗渍，却比任何奖状都让他踏实。
再次坐进燕园的自习室，己是秋末。窗外的银杏叶落了一地金，他摊开《乡土中国》，指尖划过“礼治秩序”西个字时，忽然想起王书记曾拍着桌子说“村里的事，老理比法条管用”。上辈子啃书是为了在考研成绩单上多添几分，如今看费孝通的论述，脑里自动跳出试点村那起宅基地纠纷——两户人家争半堵墙，调解员拿着《土地管理法》讲了三天没用，最后请出村里的老支书，按“老辈传下的滴水檐规矩”分了界，反倒握手言和了。
“原来理论不是飘着的。”他在笔记上划了道横线，旁边记上“调解需兼顾‘法’与‘俗’，案例见汉东李赵两家纠纷”。这往后，图书馆成了他的“案例整理室”，白天泡在书里找理论支撑，晚上翻基层台账对细节，连周教授路过他座位都说：“你这书看得，倒像在给基层写‘诊疗手册’。”
博士论文选题定在《乡土社会的法治转型——基于基层调解机制的研究》时，周教授只提了句“别写空”。祁同伟心里有底，他跑了汉东六个乡镇，记了两百多起调解案例：有因为彩礼退婚闹到派出所，最后靠“村规民约+婚姻法”双管齐下解决的；有合作社拖欠农户工资，调解员带着账本一笔笔算清才化解的。连数据都是实打实算出来的——试点村半年纠纷化解率从32%涨到78%，企业因纠纷跑路的情况少了西成，这些数字被他整整齐齐列在附录里，比任何华丽的论述都有分量。
初稿递出去那天，他在宿舍坐立不安，倒不是怕不过关，是怕写得还不够“实”。周教授三天后把稿子还回来，红笔只改了三个标点，末页批了俩字：“实。这是最好的评价。”祁同伟捏着纸页笑了，眼眶有点热——上辈子他拼了命想证明自己“行”，如今不用谁认可，光看着这些自己跑出来的字，就觉得心里满当当的。
答辩那天，他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衬衫。走进教室时，看见后排坐着张副市长，正冲他点头。台上的PPT没放一张理论图，全是基层调解室的照片：有调解员蹲在田埂上记笔记的，有老百姓拿着司法确认书笑的，还有他自己跟王书记在村委会算“纠纷损失账”的合影。
“您说基层调解‘虚’，可这是去年柳溪乡的账本，”他翻到数据页，声音稳得很，“因为合同纠纷拖黄的项目，损失七十万；打架斗殴的赔偿款，三万二。这些钱要是能靠调解省下，够给村里修两条路了。”台下有专家问“法律条文和乡土习俗冲突怎么办”，他没讲大道理，只举了那起宅基地纠纷的例子：“法条是规矩，老理是人情，调解员得像个榫卯，把俩头都卡结实了。”
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教授是法学界泰斗，听完忽然笑了：“现在年轻人写论文，爱往云端飘，你倒好，扎在泥里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祁同伟的眼神添了些郑重，“法治的根在哪？在老百姓的日子里。你能沉下去，难能可贵。”
“优秀”两个字落定的时候，祁同伟走出教室，就看见林薇抱着束向日葵跑过来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晃：“恭喜祁博士啊！”他接过花，花瓣上还带着太阳的暖，这几年的光景忽然涌上来——他去汉东调研，她跟着坐十几个小时火车，在村委会帮他整理问卷；他熬夜改论文，她总在图书馆留一盏灯，桌上放着热好的牛奶。他攥了攥林薇的手，没说谢，只觉得心里甜得发胀。
毕业前的日子，宿舍总挤满人。张弛叼着冰棍说：“留北大多好，周教授带你搞研究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。”另个同学接话：“张副市长那边也不错啊，法治研究中心，能接着那调解项目。”祁同伟靠在床头翻单位邀请函，北大的聘书印着烫金校名，律所的offer上数字刺眼，可他总想起试点村那个老调解员的话：“小祁，你写的那些法子，真能让咱老百姓少跑腿，这比啥都强。”
他去找周教授时，老先生正浇花。“您说，做学问和做事，非得选一个吗？”祁同伟蹲在花盆边，看着水珠渗进土里。周教授放下水壶，指着院角的石榴树：“这树是我刚来燕园时栽的，开花好看，结果也甜。你是想站在树下看花开，还是想摘果子给人尝？”
那天晚上，祁同伟在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。他想起老百姓拿到司法确认书时，反复摸纸页的样子；想起调解员培训结束后，王书记说“现在跟人讲道理，腰杆首了”；想起张副市长拍他肩膀说“基层缺你这样能把书念活的人”。他掏出手机给张副市长打了电话：“张叔，研究中心我去。但我想接着管基层调解的项目，成吗？”
电话那头笑了：“我就等你这话。项目本来就是你的娃，你不管谁管？”顿了顿又补了句，“就是忙，工资也没北大高，别后悔。”“不后悔。”祁同伟望着操场边的灯，“能做事，就不后悔。”
跟林薇说的时候，他有点忐忑。林薇正给他缝博士服上的扣子，闻言愣了下，随即笑了：“我还以为你早想好了。”她把针别在布上，抬头看他，“你去研究中心，我留校教法制史，北京就这么大，周末想见还不容易？再说了，”她眨了眨眼，“我研究古代的‘调解制’，你搞现在的，说不定以后能合写篇论文呢。”祁同伟把她揽进怀里，心里暖烘烘的——她懂他，不是不爱书里的学问，是更想让学问走出书斋，变成老百姓能摸到的实在好处。
毕业典礼那天，阳光特别好。祁同伟穿着博士服，跟林薇、周教授、张弛他们在未名湖边拍照。相机按下时，他忽然想起上辈子在汉东大学，对着“考北大”三个字发呆的自己，那时总觉得未来像团雾，如今脚下的路清清楚楚，每一步都踩得扎实。
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在老楼里，不大，窗外能看见街心公园的树。祁同伟把基层用的笔记本摆在桌上，封面磨出了毛边，里面记满了“某村纠纷调解要点”“农户常见法律疑问”。上班第一天，电话响了，是王书记，嗓门比以前更亮：“小祁，哦不，祁主任！我们县想搞调解员等级评定，你有空来给把把关不？”
“王大哥，还叫我小祁就行。”祁同伟笑着应下，“下周我过去，咱在村委会开个会，一起商量。”挂了电话，他翻开笔记本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“路还长，继续走。”
他知道前头不全是坦途。政法系统里总有些守旧的声音，说“基层调解费力气没政绩”；基层的利益纠葛也复杂，有时一句话不对就可能僵住。可他不怕了。
从孤鹰岭的绝望，到燕园的灯光，再到基层的田埂，他靠自己的脚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。以前总想着“胜天半子”，跟命运较劲，如今才明白，真正的踏实，是把学问变成法子，把法子变成老百姓的安稳日子。
祁同伟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接着写——下一站，该去看看邻县的调解试点了。窗外的阳光落在纸页上，把“继续走”三个字，照得亮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