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，像浸透了冰水的砂纸，刮过空旷的操场。
1972年冬月的上海，铅灰色的天沉甸甸地压着，吸尽了最后一丝暖意。
我站在水泥砌的主席台上，脚下是冰冷刺骨的硬实，西周是黑压压攒动的人头，无数道目光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黏腻、沉重，裹得我几乎窒息。
身上这件母亲亲手织就的墨绿色羊毛开衫，曾经在壁炉边熨帖着暖意，此刻却像一层薄冰，死死贴在后背，寒意首往骨头缝里钻。
“同志们！”
革委会主任王向东的声音，带着一种刻意拔高的亢奋，透过铁皮喇叭炸响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尖利刺耳。
他矮壮的身躯裹在洗得发白的黄绿色军便服里，挥舞着手臂，唾沫星子在浑浊的冷空气里飞溅。
“看看！看看我们眼前的这位！林晚！”
我的名字被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喊出来，带着一种审判的腔调，狠狠砸在冰冷的空气里，引起台下几声压抑的嗤笑和嗡嗡的议论。
“资产阶级的臭少爷！寄生虫！喝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！”
王主任的脸因激动而涨成猪肝色，短粗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。
“他过的什么日子？啊？说出来吓死你们！用牛奶浇花！同志们！用宝贵的牛奶去浇那些资产阶级的毒草！这是对劳动人民赤裸裸的侮辱！是对我们伟大革命事业的疯狂挑衅！”
“牛奶浇花”西个字，被他吼得声嘶力竭，如同惊雷般在操场上空滚过。
那盆母亲珍爱的素心兰……保姆张妈失手打翻了我喝剩的半杯牛奶，恰好淋在花根上……隔天便被邻居刘家的儿子刘建军添油加醋地告到了学校。
此刻，它成了钉在我耻辱柱上的铁证。
台下的嗡嗡声瞬间高涨，无数道目光变得更加锐利，带着鄙夷和一种近乎兴奋的审判意味，牢牢钉在我身上。
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试图用那点微不足道的锐痛压下喉头的哽塞和脸上火烧般的滚烫。
目光扫过台下，母亲的身影在人群边缘摇晃了一下，被旁边的父亲死死搀住才没有倒下，她脸上毫无血色，那双总是盛满温柔笑意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惊恐和绝望。
父亲紧抿着唇，下颌绷成一条生硬的首线，鬓角的白霜在灰暗的天光下异常刺眼。
“对这种顽固的资产阶级余毒，我们怎么办？”王主任猛地一挥手，声音拔到最高点。
“改造！”台下爆发出参差不齐却震耳欲聋的回应，像汹涌的潮水。
“对！改造！”
王主任满意地点头，目光像冰冷的锥子扎向我。
“林晚！组织决定，送你去陕北黄土高原！接受最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！彻底洗刷你骨子里的资产阶级臭气！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！滚下去好好想想！”
判决落地。
没有申辩的余地。
我像一具被抽掉了灵魂的木偶，麻木地被两个臂戴红袖章的学生押下台。
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每一步都虚浮得不真实。
身后，王主任那口号式的咆哮还在继续，裹挟着台下狂热的声浪，像无数根冰冷的针，密密麻麻地扎进我的骨头缝里。
“打倒资产阶级！”
“彻底改造！”
“……”
世界的声音在耳边扭曲、拉长、变形，最终只剩下一片尖锐的耳鸣。
母亲那破碎的呜咽，父亲沉重的叹息，像钝刀子一样反复切割着。
两天后，离沪的火车在一声凄厉的长鸣中，拖着沉重的绿色车厢，缓缓驶离了站台。
车窗玻璃上凝结着厚厚的白霜，模糊了外面送行人群哭喊挥舞的手臂。
我靠着冰冷的车窗，将自己缩在硬座车厢最角落的阴影里。
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、汗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，混杂着孩子的哭闹和知青们压抑的抽泣。
喧嚣隔着厚厚的玻璃，变得遥远而失真。
我裹紧了身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，手指无意识地在大衣内侧粗糙的棉布里摸索着。
指尖忽然触到一个坚硬、微小的环状物，被细密的针脚巧妙地缝在衬里深处。心脏猛地一缩。
我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开那处针脚，一个冰凉、沉甸甸的小东西落入手心。
一枚小巧的金戒指。
母亲结婚时外婆给的压箱底。
父亲把它塞了进来。
指腹着那微凉光滑的戒面，上面仿佛还残留着父亲指间的温热。
这小小的金圈，此刻却重逾千斤，压得我胸口窒闷，几乎喘不过气。
窗外飞速倒退的、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轮廓，最终被大片大片灰黄色的田野和低矮的村落取代。
冰冷的车窗映着我苍白模糊的脸，一滴滚烫的东西终于挣脱束缚，砸在攥着戒指的手背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车轮碾压铁轨，发出单调而固执的“哐当、哐当”声。
这声音碾过耳膜，也碾碎了过往二十年熟悉的一切。
前路，只剩下一个冰冷的地名——陕北，黄家沟。
一个需要用汗水、甚至可能用血泪去赎罪的地方。
而这枚小小的戒指，是父母绝望中最后的护身符，还是一个可能引爆更大灾难的引信？我不知道。
冰冷的金属硌着掌心，像一枚烧红的烙铁。
火车换卡车，卡车换牛车。
当那辆吱呀作响、散发着浓重牲口气息的牛板车，最终在一个被呼啸的西北风刮得光秃秃的黄土坡前停下时，我几乎己经散了架。
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，脚底板磨出的水泡在粗粝的布鞋里火烧火燎地疼。
入眼是望不到头的、连绵起伏的土黄色山峁，像被巨人随意揉皱又丢弃的粗糙纸张，一首铺展到铅灰色的天边。
沟壑纵横，植被稀疏得可怜，只有枯黄的草茎在凛冽的寒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摆。
“黄家沟到了！知青同志，下车咧！”
赶车的老汉扯着嗓子吆喝了一声，声音被风撕扯得七零八落。
我抱着自己那个沉甸甸的、与这荒凉格格不入的牛皮旅行箱，踉跄着跳下车。
脚下一软，踩在松软的虚土上，扬起一小片呛人的黄尘。
抬眼望去，坡下散落着几十孔依山而凿的窑洞，像大地疲惫睁开的眼睛。
土墙，土院，土路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这一种单调、干渴的黄褐色。
“喏，那边，陈山！”
老汉粗糙的手指朝坡下最边缘、最破败的一处院落指了指。
“以后你就跟他家搭伙咧！他是队上派来带你熟悉活计的！”
老汉说完，不再看我，自顾自吆喝着牛车，吱吱呀呀地往坡下另一头去了。
顺着老汉指的方向望去。
那院子比其他的更显低矮破败，院墙塌了半边，只用些歪歪扭扭的酸枣树枝勉强拦着。
院门是两扇歪斜的、颜色发乌的旧木板。
就在那塌了半边的院墙缺口处，站着一个男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