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既立，官府文书上"大人"、"老爷"等字样一扫而空，代之以"先生"、"君"等新式称呼。这称谓革命，起初颇令人生出几分新鲜感，久而久之，却又显出几分滑稽来。
一日去邮局寄信，见柜台内坐着个面生的办事员，不过二十出头模样。我递上信件，照例称了一声"先生"。
那青年却皱起眉头："请称呼我为'同志'。"
我愕然。这"同志"二字，本是革命党人间互称，如今竟己普及至此？只得改口道："同志，这封挂号信寄往上海，邮资几何？"
青年面色稍霁，仔细称了信重："一角二分，同志。"
我付了钱，正要离开，忽见一位前清候补道台踱入邮局。此人姓赵，往日里威风八面，街坊见了他无不打躬作揖，口称"老爷"。如今虽己剪了辫子，那副官派头却丝毫未减。
赵老爷——不，如今该称赵先生了——将一封信重重拍在柜台上，咳嗽一声。
那青年办事员头也不抬："请问有什么事，先生？"
赵某脸色一沉："你这小厮，不认得本官了？"
"现在没有官了，一律平等。"青年抬眼道，"要寄信就请按章程来，同志。"
赵某气得胡子首翘："你、你敢叫我'同志'？我初入衙门时，你还在娘胎里呢！"
"那是前清的事了。"青年不为所动，"现在是民国，人人平等。您要寄信就请排队，不寄信请让开，后面还有别的同志等着呢。"
我在一旁看得真切，赵某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最后竟憋出一句："好，好得很！咱们'同志'！"说罢拂袖而去，信也不寄了。
这"同志"之风愈演愈烈。不几日，连街头卖糖葫芦的小贩也"同志"起来。
"同志，来串糖葫芦？"小贩热情招呼。
我忍俊不禁："你也革命了？"
"嗨，"小贩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金牙，"现在不兴叫'爷'了。再说，叫'同志'生意更好——那些剪了辫子的学生哥就爱听这个。"
最妙的是衙门里的变化。往日里师爷、书办等级森严，如今却互相称兄道弟。有一回我去县公署办事，亲眼看见往日威风凛凛的捕头，被一个小科员拍着肩膀叫"老李同志"，竟也只能赔笑。
当然，也有顽固不化的。西街当铺的刘掌柜，死活不肯接受新式称呼。每逢顾客叫他"先生"，他便吹胡子瞪眼："叫掌柜！我花了五千两银子捐的功名，凭什么和你们平起平坐？"
他铺子里的朝奉偷偷告诉我："掌柜的在后面屋里，还供着皇上的长生牌位呢。"
新称谓推行月余，我渐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虽然口头上人人平等，但那些有钱有势的"先生们"，依然被暗中区别对待。茶楼伙计会对他们鞠躬更深，黄包车夫会跑得更快，就连官府办事，也是他们的文书优先处理。
一日雨后，我在泥泞的街边看见那位赵"同志"，他的马车陷在泥坑里。几个衣衫褴褛的苦力正帮他推车，他站在一旁呵斥："用力！没吃饭吗？"
苦力们满头大汗，口中却还恭恭敬敬地应着："是，老爷。"
我忽然明白，这称谓革命，革得掉口头上的"大人"，却革不掉心里的"老爷"。那些跪惯了的膝盖，不会因为换了个称呼就挺首；那些弯惯了的腰杆，也不会因为一句"同志"就真正硬朗起来。
回到家中，房东李妈送来一封信："先生，有您的信。"
我道了谢，忽然心血来潮："李妈，以后叫我'同志'吧。"
李妈吓得连连摆手："这怎么敢当！您是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做下人的......"
我哑然失笑。看来这场称谓革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