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的夏天向来闷热，白下路电报局的铜线被晒得发烫，仿佛随时会熔化成一道道金汁。这年夏天，比天气更热的是一场关于"蝌蚪文"的争论——那些个小小的标点符号，竟在民国官场掀起了一场飓风。
傅增湘总长拍案时，震得案头青瓷笔洗里的墨水都溅了出来。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老人，此刻正用颤抖的手指戳着电报纸上几个小黑点："这...这成何体统！圣贤文章两千年都不用这些劳什子，如今倒要学洋人画符咒？"
电报员小王缩着脖子，活像只被雷声吓着的鹌鹑。他偷偷瞥了眼窗外，白下路上几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举着"提倡新文化"的横幅走过。为首的还冲电报局窗户挥了挥手中的《新青年》——那期正巧刊登着胡适的《论标点符号之必要》。
很快，南京官场就因这几个小符号分裂成三大派系。
守旧派的老学究们坚持用朱笔"圈点"，在"等因奉此"旁边画满红圈，远看活像一串糖葫芦。教育司的周主事尤其执着，连批阅家书都要用蝇头小楷在"父亲大人膝下"旁恭恭敬敬画个圈，结果老父以为是零花钱数目，回信大骂不孝。
维新派则走火入魔般疯狂使用新式标点。财政部张科长的公文里，一个句子能塞进三个感叹号，读起来像在放鞭炮。最绝的是他给总长的请假条："卑职染恙！！！（疑似伤寒？？？）恳请准假三日！！！"总长批阅时被墨点溅了一脸，当即准了他三个月长假。
骑墙派发明了"阴阳符号"——呈给上司的公文用圈点，私下电报全用标点。警察厅李厅长更绝，他让秘书准备两套印章：盖给维新派看的文件用"准此。",给守旧派的则用"准此○"。某次盖错了文件，气得傅总长在"准此。"旁朱批："此圈为何不圆？重画！"
这场符号战争在电报房达到白热化。某日江督染恙，总统府同时收到两份电报：
守旧派发的写着"江督病危速归恐有不测"，维新派发的则是"江督病危，速归！恐有不测。"
结果闹出大笑话。秘书长读传统版电报时气都不喘："病危速归恐有不测"——当即派了丧仪队；秘书处长读新式版却断句成"病，危速归！恐有不测？"——只派了个走方郎中。
等丧仪队吹着唢呐赶到时，正撞见江督穿着睡衣在院里打太极拳。老爷子听说来意后，举着茶壶就要砸人："老子就多吃了两片西瓜，你们就急着送终？！"
随着争论升级，黑市上竟出现了标点符号交易。上海租界流进来的"德先生牌"引号最抢手，一对能卖到五块大洋。夫子庙刻的"仿西式"问号更妙，方向全是反的，活像条钩尾巴的蝌蚪。
最紧俏的是"符号翻译"业务。前清举人赵师爷在秦淮河边开了个"点石斋"，专门帮人把新式标点改成旧式批红。生意好时，他一天能改三百多个句号，累得手腕上都是墨渍。有次改到胡适的文章，老人家犹豫半天，最后在"。"外面虔诚地画了个圈。
海关查获的违禁品里，有箱货物特别醒目——打开竟是胡适亲笔签名的《新式标点使用指南》。关长大笔一挥，在报关单上批注："危险思想出版物"，想了想又在后面画了个圈。
这场风波很快惊动了洋人。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很促狭：《中国官员为小符号发动大战争》。日本学者更绝，他们发表《从标点看支那现代化进程》，把中国政客分成三类：爱用逗号的说话大喘气，专打句号的立场坚定，常用问号的首鼠两端。
最倒霉的是美国商人布朗。他发的电报里多打了个问号："货物己抵沪？"被当成质疑政府效率，一船西药在码头搁了半个月。等澄清时，磺胺都过了保质期。后来他学会在问号旁注明"此系疑问语气，非质疑政府"，结果又被当成密电码调查了三个月。
1920年《新式标点条例》颁布时，老学究们发现新时代的烦恼更多了。礼部侍郎批公文时总把句号涂成实心点，活像在批八字；大理寺卿看到感叹号就心绞痛，总觉着有人在骂他；最受欢迎的是省略号，既能偷懒又能装高深——某次朝议，半本奏折都是"......"，气得摄政王摔了砚台。
傅总长致仕那日，徒弟整理他的书房，发现日记本上全是圈圈点点。唯一能辨认的句子写着："天下大势......圈不如点......然乎？"最后一笔的墨迹拖得很长，像声悠长的叹息。
如今走过白下路，电报局己改成咖啡馆。偶尔有老人在橱窗前驻足，望着墙上装饰的老式电报纸出神。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，像极了那个年代人们跌跌撞撞的脚步——时而停顿，时而转折，却终究连成了历史的轨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