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红砖厂房在暮春的细雨里泛着暗红色，林砚蹲在机床车间的地基旁，指尖抠出块嵌在混凝土里的铜片。铜片的绿锈下，隐约露出车床的齿轮，与十三行的火轮车残件不同，这些纹路里混着步枪的零件图，像工业文明在青铜上的挣扎。
“是民国的‘机床齿轮’残件。”张教授的雨靴踩在积水里，发出咯吱声，手电筒的光柱在地基的钢筋上晃动，成片的铜片按机械咬合的角度排列，“《江南制造局记》记载，局里的工匠曾改良过‘铜制齿轮’，但上海的残片里添加了异形齿，显然是景帝部落后裔为了防止技术被用于内战而设计的兼容性障碍。”
李哲正在绘制铜片的传动系统，图纸上的齿轮突然与淞沪会战时期的日军军火库分布图重合。“不是普通的工业零件。”他指着系统的制动装置，“每个齿轮的齿数对应着不同弹药的口径，与民国《兵工署年报》的‘弹药表’完全一致，这是他们改良的武器识别系统。”
实验室的强度测试机里，王磊正分析铜片的抗疲劳性能。数据显示，齿轮的使用寿命被精确控制在1000次转动——这是刚好能完成民用生产却无法满足军事需求的临界值，而民国的工匠通过调整含碳量实现了这种精准控制。“是景帝部落后裔与留洋工程师的创新。”他调出《工学丛书》的记载，“书中提到的‘可控疲劳技术’，正是这种设计的理论基础，碳元素来自抚顺的煤矿，证明他们的原料供应链己卷入资源争夺。”
林砚的目光落在齿轮的轴孔里，那里缠着段细铁丝，金属成分与德国克虏伯钢铁厂的1930年产品完全一致。她突然想起祖父藏在《申报》合订本里的剪报，上面用红笔圈出“江南制造局工人罢工”的新闻，旁边批注：“铜匣藏于局内总办办公室，需中、英、德三种技术标准合参方能开启。”
“是三标密码。”她将铁丝缠绕在特制的轴上，齿轮立刻转动起来，在地面投下组动态的机械图——从车床到步枪的转换流程清晰可见，但关键的“膛线加工”步骤被故意颠倒，“景帝部落用三种技术标准设置密码，既防国民党的嫡系部队，也防日本的特务机关，更防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。”
老郑从江南制造局的废弃烟囱里捞出个锈迹斑斑的铜匣，匣盖的锁扣是个微型的游标卡尺，刻度上同时标注着公制、英制和市制单位。“烟囱的砖缝里塞着民国的报纸。”他用撬棍撬开匣底的暗格，里面露出块方形的青铜板，板面上的蛇翼符号被分解成无数细小的齿轮，每个齿轮都刻着不同的工业符号，“是‘工业洛书’，民国的《理工》杂志里提到过这种‘齿轮密码’，说是能‘辨器之善恶’。”
林砚将齿轮残片嵌入青铜板的凹槽，无数细小的齿轮立刻转动起来，在墙面投下幅动态的工厂平面图——从锻造车间到装配车间的流程清晰可见，每个车间的位置都用不同的旗帜标记：国民党党旗、日军太阳旗、共产党党旗。“不是普通的厂区图。”她指着旗帜的颜色变化，“与齿轮的转动方向对应，红色旗帜出现时，齿轮会自动切换到民用模式，这是他们用政治符号设置的技术导向开关。”
总办办公室的木质地板突然传来吱呀声，周明玥的声音顺着走廊飘过来，带着雨水的凉意：“把铜匣交出来。”她穿着民国的“学生装”，手里的青铜扳手在昏暗里闪着冷光，“启元的智能工厂项目需要这种‘可控疲劳技术’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垄断工业设备的更新周期。”
林砚的指尖在游标卡尺的刻度上滑动，将主尺与游标尺分别对准“1949年5月27日”——上海解放的日期，铜匣“咔嗒”一声弹开，里面的丝绸上，果然画着幅完整的工业蓝图，只是关键的“动力系统”部分被用蓝笔涂改，旁边写着行小字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明其道，道不正，器必邪。”
“不是完整的技术方案。”张教授的指尖划过涂改的痕迹，“景帝部落故意留下缺陷，就是怕技术被用于不义之战，这些修改需要结合延安的‘南泥湾精神’——用工业技术服务民生，他们在等待真正能驾驭工业文明的政治力量。”
周明玥的人己经冲进办公室，青铜扳手在他们手中转动，试图强行拆卸齿轮的异形齿。但每次触碰，铜片都会释放出微弱的电火花——这是景帝部落利用金属接触产生的静电设计的防御机制，电流虽弱，却足以烧毁精密的电子元件。“是自毁程序。”李哲指着便携式检测仪的黑屏，“强行改装会导致齿轮的金属晶格断裂，永远失去逆向工程的可能。”
江南制造局的老钟楼突然敲响，是老郑启动了修复后的机械钟。钟声的频率与齿轮的转动产生共振，青铜板上的蛇翼符号开始重组，在地面拼出“民生”二字。“是‘导向信号’。”他看着符号的闪烁规律，“与江南制造局的民用产品生产线完全同步，证明景帝部落的技术网络在引导工业向善。”
周明玥的扳手掉在地板上，发出哐当声。当林砚扶住她时，女人的学生装袖口己被电火花烧出个洞。“我祖父1947年在制造局的仓库里见过完整的蓝图。”她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，“当时他想把技术卖给美国的军火商，被你祖父用机床的冷却液浇毁了图纸，说‘有些齿轮不该为杀戮转动’。”
青铜板的夹层里，林砚发现了祖父的铜制钢笔，笔帽上刻着“1949.5.27”——正是上海解放的日子。笔杆里的字条上，祖父的字迹带着时代的厚重：“江南制造局的齿轮与十三行的火轮本质不同，一个在生产，一个在消耗。景帝部落的青铜上，刻着最深刻的工业：技术的价值不在效率，而在方向。”
清理总办办公室时，王磊在墙壁的夹层里发现了组奇怪的电路图，经老工程师辨认，是1948年制造局工人与地下党员合作的“机床改造方案”——这种设计能将武器生产线快速转换为民用设备，证明不同立场的人在技术面前确实能达成共识。
林砚将青铜板的复制品捐赠给江南制造局博物馆时，特意将其与民国时期的民用产品陈列在一起。说明牌上，她写下：“从民国的工厂到今天的智能车间，真正的工业精神从来不是掠夺，是创造。景帝部落的青铜上，刻着最古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。”
实验室的光谱仪前，李哲正分析着新中国成立后的青铜残片。这些来自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器物，蛇翼符号己经简化成纯粹的生产流程图，完全融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。“是主动的转型。”他指着符号的演变轨迹，“当技术被用于民生，所有的防御机制都会自动解除，只剩下服务的初心。”
林砚翻开新的笔记本，在扉页画下江南制造局的齿轮与古代的耒耜，两种工具在时间轴上交汇。旁边写着：“民国的工程师说‘工业救国’，技术的传承也是如此。景帝部落的迁徙路线，最终在告诉我们：文明的火种，从来不在战争的残片里，而在建设的勇气中。”
下一站的坐标，藏在新中国的青铜残片铭文里——“器用于民，藏于鞍钢，以利苍生”。那里是鞍山的钢铁厂，工业文明的技术，将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转型中，迎来最根本的拷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