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的夏末，一场台风刚过，空气里还带着湿漉漉的青草味。张致远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手里捏着那只从民国带回来的银手环。银行卡里的18万9千8百块，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，连个像样的首付都不够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简历——穿越前他是家小公司的文员，月薪八千，如今七个月过去，岗位早被人顶了，只能重新找工作。
“得先挣点踏实钱。”张致远对着手环喃喃自语，这物件回到现代后就成了普通银饰，再没发烫过，但他总觉得指尖还残留着民国年间的温度。他打开招聘软件，目光落在“文物修复助理”的岗位上——博物馆的临时职位，月薪六千，包午餐，虽然钱不多，但他在民国修过印刷机、缝纫机，甚至摆弄过车床，手上的功夫没丢。
面试那天，博物馆的老专家让他修补一只民国时期的瓷碗，碗沿缺了个角，釉色斑驳。张致远没急着动手，先用放大镜看了看缺口的老化程度，又摸出随身携带的软尺量了尺寸，突然想起在天津卫修被服厂机器时的手法——先固定碎片，再用特制黏合剂填补，最后做旧。他从工具箱里挑出最小号的镊子，蘸着黏合剂一点点对齐缺口，动作稳得像在示范农场调试拖拉机。
老专家在旁边看得首点头：“小伙子手法挺老道，以前练过？”张致远笑了笑：“跟着老师傅学过几天修旧物。”其实那些手法，是他用声望值兑换的《文物修复大全》里看来的，在民国修仓库齿轮时早就练熟了。当天下午，他就接到了录用电话，让下周一开始上班。
上班第一天，张致远就遇到了难题——仓库里有一批民国初期的老账本，纸页脆得像饼干，稍微一碰就掉渣，根本没法扫描存档。老专家叹着气说：“这可是华商联合会的早期账目，要是毁了，太可惜了。”张致远心里一动，想起在民国帮商会整理账目的日子，那时他教商户们用“防潮纸”包账本，还在仓库装了通风扇。
“我试试。”他从家里带来一小瓶甘油（民国时期用它保养印刷机滚筒），按比例兑了水，用棉签蘸着轻轻刷在纸页边缘。甘油渗透进去后，脆化的纸页竟然慢慢变软了。他又用薄如蝉翼的桑皮纸衬在背面，一点点把裂开的页面粘好。老专家看得眼睛都首了：“这法子我咋没见过？”张致远含糊道：“以前听老师傅说的土办法，没想到真管用。”
一周后，这批账本顺利完成扫描，馆长特意给他发了两千块奖金。拿着钱走出博物馆时，夕阳正落在街角的老槐树上，张致远突然觉得这场景有点眼熟——像极了民国时华商仓库旁的那棵老槐树，只是树下没了扛着货物的工人，换成了抱着奶茶的年轻人。
为了多挣点钱，张致远下班后去夜市摆了个小摊，修拉链、补鞋子，偶尔帮人调整旧家电。他修东西有个特点，不仅修好，还会琢磨着改良——比如给松动的鞋跟加个小铁片加固，给卡顿的拉链涂一层蜂蜡（民国时渔民教他的法子，防海水腐蚀）。有个姑娘拿来一只爷爷留下的旧怀表，表针卡在1943年的位置，修表摊的师傅都摇头说没法修。张致远拆开表壳，发现是齿轮锈住了，他用棉签蘸着煤油（在天津卫修机器时常用的除锈剂）一点点擦，又用细如发丝的铜丝调整了游丝，第二天怀表竟然“滴答”走了起来。
姑娘非要多给两百块，张致远只收了五十：“修东西是手艺，不是买卖。”这话是当年教他修独轮车的王大爷说的，如今从自己嘴里说出来，竟有些哽咽。夜市的摊主们渐渐都认识了这个“手巧话少”的年轻人，有人给他占好位置，有人送来热乎的馄饨，就像当年天津卫贫民窟的邻里那样。
三个月后，博物馆的临时岗位到期，张致远正琢磨着要不要再找份兼职，老专家突然找到他：“有个私人收藏家，想修复一批民国的医疗器械，听说你对老物件有心得，想请你去帮忙，报酬不错。”张致远跟着老专家去了收藏家的别墅，一进门就愣住了——客厅里摆着的，竟然有和惠民医院一模一样的听诊器、手术剪，甚至还有一台他当年用声望值兑换的“改良版消毒器”，只是锈得不成样子。
“这些是从天津卫惠民医院流出来的。”收藏家叹着气说，“听说当年有个姓张的先生，在贫民窟办了这家医院，救了不少人，可惜后来不知所踪了。”张致远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手指抚过消毒器上模糊的“民”字刻痕——那是他亲手刻的，代表“民生”。
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复这批器械，消毒器的铜锈被他用特制溶液一点点擦掉，露出锃亮的原色；手术剪的刃口被他磨得锋利如新，却保留了使用过的细微划痕。交货那天，收藏家看着焕然一新的器械，眼里闪着光：“太神了，就像当年刚出厂一样！”他当场给了张致远五万块报酬，还说要介绍更多客户给他。
拿着钱走出别墅时，张致远路过一家书店，橱窗里摆着本《民国天津工商业史》，封面上是华商仓库的老照片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1925年，由民间人士发起建立，推动华北民族工商业发展……”他买下这本书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翻到深夜，看到“惠民医院”“示范农场”的记载时，眼眶忍不住发热——那些他用声望值换来的设备、种子、机器，真的在历史里留下了痕迹。
有了这笔钱，张致远租了个带阳台的一居室，把夜市的小摊盘了出去，专心做文物修复的活儿。老客户越来越多，有人找他修祖传的银锁，有人请他复原泛黄的老照片，甚至有博物馆委托他修复一批抗战时期的传单。张致远发现，自己修的不只是物件，更是藏在物件里的故事——就像他在民国时，补的不只是破屋的墙，更是乱世里的人心。
这天，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对方自称是“天津卫华商联合会纪念馆”的工作人员：“我们在整理史料时，发现有位张先生在1920年代，为商会做了很多事，留下了不少图纸和账本，想请您帮忙鉴定修复一下，不知道您有空吗？”张致远握着电话，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突然笑了：“有空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摸了摸手腕上的银手环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上面，“守土”二字依旧清晰。银行卡里的余额己经超过了五十万，但他知道，自己真正挣到的，不是这些钱——是在民国时，用声望值换来的那些日子；是回到现代后，用双手接住的这份安稳。
第二天，张致远背着工具箱，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铁。车窗外，田野里的收割机正在作业，和示范农场的拖拉机渐渐重合；城市的高楼间，隐约能看见海河的波光，像极了当年渔民们机动船驶过的浪。他知道，自己这趟去，不只是修复史料，更是要回到那个他用七年时光守护过的地方，看看那些声望值长成的模样——看看惠民医院是否变成了更大的医院，看看华商仓库是否真的成了纪念馆，看看那些他救过的人、帮过的忙，是否真的让日子，变得越来越像个样子。
工具箱里，除了修复工具，还放着那本1925年的华商账册复印件，是他临走前阿文塞给他的。张致远翻开账册，扉页上有一行稚嫩的字：“张先生说，日子会好的。”他轻轻合上账册，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，心里默念：“是啊，日子真的好起来了。”
这或许就是最好的“挣钱”——在乱世里挣来希望，在安稳时守住念想，而那些流过的汗、动过的脑、付出的真心，最终都会变成岁月里最扎实的回报，比任何数字都更珍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