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粥时，灶上的砂锅还在微微发烫，锅底“咕嘟”一声轻响，像是在跟灶火道别致谢。这砂锅是前几日刚买的，砂质细腻，外壁带着淡淡的米白色，还没染上太多烟火气，用来熬粥最是合适，能把南瓜的甜和米粒的香裹得扎扎实实。瓷勺在粥里轻轻搅动，橙黄的粥水顺着勺沿缓缓淌下，带着南瓜的绵甜和米粒的醇厚，在空气里漫开一层温软的香。这念头刚冒出来，手里的动作就不由得慢了半拍——隔壁的玲婆婆，前几日纳凉时还念叨着夏天热得没胃口，说嘴里总寡淡得很。
我便往那只青花小盅里多盛了些，盅沿上描着圈缠枝莲，盛起热粥却格外衬得颜色好看。新砂锅熬出的粥就是不一样，米浆稠得恰到好处，挂在勺上迟迟不肯落下。粥要盛得满些，才能让那点暖意多留会儿，绵糯的南瓜己经炖得化在粥里，抿一口能从舌尖暖到胃里，滑溜溜的，连喉咙都觉得舒服。最妙的是粥面上还浮着几粒圆滚滚的米粒，吸足了汤汁，胀得鼓鼓的，像藏在琥珀里的珍珠，又像浸了蜜的白玉，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。
盛到快满时，特意用勺背轻轻刮了刮新砂锅的内壁，砂锅特有的粗粝感蹭着勺背，把最后一点带着焦香的锅巴也刮进盅里——这新锅熬出的锅巴带着股清润的香，玲婆婆要是尝到，说不定会想起些什么呢。盖上盖子前，又忍不住低头闻了闻，那股甜香混着热气往鼻子里钻，忽然就想起她坐在葡萄架下的样子，白发被风拂得轻轻动，要是能让她多喝两口，这新砂锅也算没白买，这粥就算没白熬。
说起来，我在这院里住了还不到半个月，是前几天刚搬来的。之前在孤儿院待了好些年，院里的墙很高，而我年纪又很小所以很少出门，爬满了青藤，日子像被圈起来的水，安安静静，却少了些人间烟火的牵连。所以搬到这儿后，对“邻居”这两个字总觉得新鲜又亲近，像刚尝到糖的孩子，偷偷把这份暖藏在心里。玲婆婆就是这份暖里最温柔的一笔，住了这些日子，竟从没正经问过她的名字，只听街坊邻里都唤她“玲婆婆”，那声“玲”字，念起来像含着点甜。
她是真的美，不像寻常老人那样被岁月磨得沟壑纵横，倒像是被谁施了魔法，老得轻缓又温柔。眼角虽有细纹，却像被春风吻过的痕迹，笑起来时会轻轻扬起，像月牙儿弯在眼下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；皮肤不再光滑，却透着温润的光，像被岁月仔细打磨过的玉，摸上去带着点暖；最惊人的是那头白发，永远梳得整整齐齐，用一支旧玉簪绾着，玉簪上的花纹被得模糊了，发丝在阳光下泛着银白的光泽，衬得她眉眼清亮，眼仁像浸在水里的墨石，远远瞧着，竟像位西十许的女子，坐在葡萄架下择菜时，连阳光都愿意多在她肩头停留片刻，优雅得让人心头一动。谁能想到，她己是九十多岁的人了。
前几日傍晚，日头刚沉到巷尾的老槐树后头，暑气散了些，我搬了竹椅坐在巷口乘凉。竹椅腿在青石板上轻轻晃，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轻响，跟街坊们摇蒲扇的“哗啦”声混在一起，倒成了夏天傍晚独有的调子。
摇着蒲扇的张大爷抿了口凉茶，忽然指着对门玲婆婆家的院墙说：“你们知道不，玲阿婆年轻时候，可是咱这巷里最俏的姑娘。”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里，老人们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慢慢把玲婆婆的故事拼了出来。
她和丈夫陈景明是打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两家就住对门，隔着条窄窄的巷子，墙头上常年爬着紫的、蓝的牵牛花，夏天一到就开得热热闹闹。那时候陈景明总爱趴在墙头上，给墙这边的她递刚从院里摘的石榴，果皮上还带着层细细的绒毛，沾着点新鲜的露水，他嗓门亮，喊她“玲儿”时，声音能惊飞墙头上的麻雀。她呢，就踮着脚站在墙根，把母亲刚蒸好的桂花糕偷偷塞给他，用油纸包着，纸上印着淡淡的桂花纹，打开时能飘出半条巷的香。
后来俩人情定终身，办喜事那天，整条巷子都飘着红绸子，她穿着红棉袄，盖着红盖头，被他用红轿子抬进门，院里的鞭炮响了足有半个时辰。可红绸还没在房梁上挂够三日，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正开得如火如荼，满树的红花像堆了团火焰，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，他却翻出了早就藏好的灰布军装，领口别着颗红得发亮的五角星，站在她面前，眼神亮得像淬了火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去打鬼子，国都没呢，哪来的家？”
话音落时，他喉结狠狠滚了滚，终是咬着牙转身要走。那转身的刹那，谁都没料到，素来挺首的脊梁竟微微发颤，一滴泪“啪”地砸在青石板上，晕开个小小的湿痕。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？原是未到伤心处。站在原地的她，那时还是个大胆热烈的姑娘，见他这般，竟猛地从背后扑上去抱住他，双臂勒得紧紧的，把脸埋在他后背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却字字如重锤砸在人心上：“我等你。”
风卷着石榴花瓣落在两人肩头，红得像团不会熄灭的火。